文 / 谢竹生（19岁） 图 / 张进
2002年冬季，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四线小城市，落后的燃煤工业使整个天空都灰蒙蒙的。印象里家人总是把我们在中间逗得我咯咯笑，表哥表姐也很喜欢跟我玩，我们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但高高的炕台和空空的庭院，还是让我玩的不亦乐乎。小时候也从来不会在意温饱，我想吃的东西妈妈都会给我买。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她很疼我。两三年后，妈妈辞了工作，专心在家照顾我，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亲自接送，文艺汇演也绝不缺席。她对学业的要求也很严格，放学回来要学习，但当时我乐在其中，做题只是我和妈妈的一种游戏。小学时父亲一直缺席，他忙于工作回家很晚，一天的劳累使他脸色阴沉，妈妈给他做饭也爱搭不理。母亲质问他这是什么情绪，父亲一下怼了回去。当时我在写作业，母亲拿着纸巾安静的哭在我旁边哭泣，我被吓到，一滴眼泪“啪嗒”掉在作业本上，母亲发现了：“哭什么哭？”她给我擦擦眼角。我嚅喏着嘴唇不敢说话，她紧紧抱住我：“跟你没关系。”
她吸吸鼻子，脸上花花的：“你只管好好学，学好了才有出息。”我使劲点点头，擦擦鼻涕泡，我要有出息，这样才能给妈妈撑腰。之后我成绩一直不错，老师也很喜欢常常拿我做榜样给其他同学看，亲戚面前也总是被夸耀的对象，我没有收到过老师的一句重话。周围人的肯定让我越发觉得我是个有天赋的孩子，同时目前对我的要求也愈发严格，平常的分数已经得不到她的夸奖。她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，在同学过生日也是坚决自己把我送去而不和同学一起坐公交，特殊的对待让我在同学面前有些抬不起头，生怕他们说我是个骄傲的小公主。而在父亲眼里，我显然是公主。母亲缺失的关注度他全部给了我。为一次舞蹈表演，他花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数码相机。而且小时候无论我多无理取闹，他都从没打过我，甚至一次我发脾气打他的腰，他疼了两三天。却没说一句重话。母亲在他那里只能得到吹毛求疵的对待。而每当她因为冷遇而哭泣时，我总会觉得这是我的错，是我的出生夺走了母亲的关爱。所以为了让她开心，我更加努力地学习，然而小小年纪戴上了眼镜，母亲开始焦虑，我也觉得这是我的错，却无法让自己从电脑和书本中走出来。母亲对我的安全也很紧张，让我看了很多交通事故的视频试图警醒我，这使我不敢独自外出，走在街上总觉得车辆会猛地冲撞过来，又或者坏人会把我绑架杀害。有一次我犯错后，她生气把我撂在门外，我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我不能失去妈妈，如果我被抛弃，我在这个危险世界上怎么生存？一直以来我是内向的，从不敢跟别人主动接触，去小卖部也不敢独自前往，因为我觉得世界很危险。但我又羡慕那些早早独立的同学，他们骑车子就可以自己上下学，丝毫不惧想象中的车祸，他们是洒脱惬意的，但也是罪恶的，他们竟然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！这种渴望逐渐压抑成了自卑，就因为旁人在学习上的夸奖而变得自负。母亲这时也发现我害羞，于是锻炼让我自己上下学，自己出去玩，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，就让我找到了其他自卑的地方：他们多才多艺，我只能学习。这种矛盾看在小升初是达到了顶峰，当时最好的学校迟迟没有给我们打来录取电话，母亲很泄气，但过了一会儿电话打来我被录取了。青春期和名校都给了我莫大的压力，同时脸上也开始冒痘痘。我起初并不在意，母亲却如临大敌，她不喜欢医院，所以没有开药只是让我多喝水。每次回家，她便是一脸嫌恶的表情让我烦不胜烦，不愿跟她聊学校的事。当我鼓起勇气跟她说话时，她总是落脚到一个地方——“看看你的脸！”。我顿时就没了聊天的兴致，因为这件事我们经常吵，她很不理解：“这是事实！”是啊，事实。事实反而更伤人。别人那么漂亮，凭什么我是这个样子？我不想面对，所以愈发沉溺于网络和书本。政治课上老师讲了青春痘，问大家时同学们齐声回答我的名字。老师虽然讲了一些“这不是我的错”之类的话，但还是在我心里扎下一根刺。我没法不在意，但又找不到宣泄的出口，于是更加拼命学习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成绩越来越好，神经也越绷越紧，每次考试前都要大哭一场。母亲总是默默陪着我，拍着脊背为我顺气。考试结束她会给我看竹笋的故事：十年未发，一朝冲天。她同时收集了很多零散的小故事帮我宽心，起初这些很有用，但渐渐的，这些鸡汤在我焦虑的大火面前只是杯水车薪。哭——考试——哭——考试，就在这样的循环里度过了初中的前两年。初二学期末，我感到自己的状态达到巅峰，当时还在QQ空间发过一条说说：“学习成了惯性真可怕。”并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沾沾自喜。在我粗浅的理解中，成功就是不停的前进，休息是一种罪过，这个世界憎恶休息。离开了学习后发现无比空虚，于是更加奋力拼搏，在学习成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。压力成瘾是件恐怖的事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如飞蛾扑火不知疲倦地进行一件又一件事，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。而做事也不能全情投入，只想着完成这件再去干另一件事，“完成”在我眼里比什么都重要，于是在所有事上浅尝辄止，焦虑更深。在这种焦虑中，我逐渐变得敏感脆弱，别人说了一两句不顺心的话，就会难受很久。初三前的暑假给了我休息的机会。当拿着期末的成绩给母亲时，她只点了点头：“这有啥，只进步了一点。”心中的火苗再次熄灭，暑假里把自己继续扔在网络和书本中找寻意义感。初三开学要对自己有新的要求：全市第一。要命的是，心中越焦急，越是不想动，不动又反过来催自己。此时学校每天要体训，一天跑4千米，我的体力不支。因为没有达到我心中“完美”的期望，我逐渐逃离体育课。而我习惯性的夸奖也销声匿迹，老师不再会因为一点进步就奖励，而是逼得更紧，打骂更是家常便饭。我常因责骂而哭泣，尽管老师骂的并不是我，我仍习惯性地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。直到一次老师布下任务，让每个人去问各科老师一个问题，生性害羞的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豁出去问了三个老师，然而就在晚上检查时，我满心欢喜的说今天问了三个老师，她只是“嗯”一声：教棍从空中落下，火辣辣的感觉从手心传来，还没反应过来手心就一片嫩红。她高昂着头，神情里带着不容置疑：“下一个。”我被急匆匆地赶下讲台，我那天都不知道怎样回到座位的，只记得一种莫名的情绪在心里炸开，让我战栗不已——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已经豁出去了，这么努力，凭什么得不到一句奖赏？自此一面对老师，我就想到那时难受而又羞愧的情绪，便习惯性的逃避，开始有意识无意识的抗拒学习。此时躯体症状出现，经常一觉睡到中午，醒来吃饭，再睡到晚上，吃完晚饭继续睡觉。累只感到铺天盖地的累，学校更是一刻都不想待，起初母亲只以为我需要休息，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，她开始着急。父亲也察觉到异样，放下工作来陪我，他们带我吃从前从不敢吃的昂贵披萨，还去看了好几场电影。然而当他们问我去不去上学时，我从未回答。我想当然想，但恐惧摄住了我的心魄，支配着我的躯体。每当到达学校，身体会立刻紧绷，恐惧感穿过毛孔流经血液让心跳加速。十年里我没有学到任何处理压力的方法，只是习惯性的躲避。因为从没受过这种打骂，于是只能像一个脆弱的婴孩躲进妈妈怀里。期间我和母亲大吵一架。我哭着问她：为什么？我做了这么多你就不能表扬我吗？我不值得吗？她眼里闪着泪光，不知道给出怎样的回答。长达两个月的旷课让母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她哄着我出去玩儿，但当我兴高采烈坐上车时，发现目的地是一家精神医院。当时我怒从中来，从车里挣脱，死也不愿意踏进医院一步。我对她说：“我可以来医院，但你要提前说。把我骗到这里来，你他妈当我是病人啊？！”小时候被关在门外被遗弃的恐惧感再度袭来，我本就岌岌可危的安全感顿时分崩离析：“骗我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把我一个人扔下很有意思吗？！”回家我跟她仔细说了这件事，我可以去医院，但我必须知情。被抛弃，被欺骗的感觉很难受。当再次来到医院做完自测表后，得到了一个让我释然，却让母亲如临大敌的结果——重度抑郁。这张抑郁的判决书让母亲不知所措，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在医院开药时医生问我：医生显然没料到这个答案，她看着母亲，想让我和她单独聊聊。我拒绝了，我离不开她。医生开始对母亲有了感情色彩，她把一切都归罪在母亲身上，一举一动都在说你是个失败的妈妈。这让我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，看了几次后就没有再复诊。回到家母亲也开始反思，有时聊起小时候的事，会突然问我：“之前是不是对你太狠了？”之后就凑合着中考。母亲经常跟我说“别有压力”、“别担心”、“放轻松”，我虽然点着头，心里却还是抑制不住的想用这场考试证明自己。然而在体测时全班几乎都是满分50，我只有34。外出时一个收分数记录卡的男人面带嘲讽：“咋，34还很骄傲？”我愣在当场，突如其来的恶意让我心理防线顿时崩溃，跑到卫生间哭泣。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很努力了，他们为什么还把责怪像刀一样插在我血淋淋的心口。但我还是把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：肯定是我没有尽力，他们才会这样。中考结束，成绩还可以。在自我麻痹中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适应高中生活。然而现实给我重重一击。我依然非常想上学，但是这种想给了我一种压力，让我越来越焦虑。在高中第一次考试中我考了年级前五，老师青眼有加，但之后几个月没有怎么学习，因为害怕面对退步的成绩干脆没去学校。此时情绪跌入谷底。浑身没有力气，看电视也提不起兴趣，眼前像蒙了一块黑布，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，它逐渐生根发芽，侵蚀心灵。那天吃完饭我心里十分平静，可怕的平静，我走到自己房间锁上房门，在窗户前打电话一一告别，脸上甚至带着微笑。因为我知道一切都要结束了，没有糟糕的学习，没有旁人的压力，这是获得平静的唯一方式。我只是想躲开难受，并不想死亡。这时母亲找到钥匙，把我带出房间。几片劳拉西泮下肚，第二天的情绪完全转变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忽然明白，自杀冲动只是一时的，生的希望永远压过一切。我不想死，真的不想死。但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自杀成了下下策。虽然危机就此解除，但好景不长，一次逛街时我突然冒出几个想法：“我可以掌控世界！”“我要把这里的东西都买下！”这个想法让我心里很不安。果然不久后在另一家医院确诊——双相情感障碍。药物增加了丙戊酸钠和喹硫平，药物起效很慢。有一次起床明显感觉到周围的世界都变得不同，总觉得床下有人，窗外也有人看着我。我顿时惊恐万分，母亲来叫我起床，我大叫着让她离开，也不敢喝水，唯恐她会害我。仿佛有无数只眼睛从缝隙中伸出死死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带到无间炼狱。好在这种状态没维持多久。几个小时清醒过后，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很危险，于是想去住院。在病院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，想给我妈打电话，护士没有理我。我出言嘲讽她几句，她便将我当做发病状态：“这就是护士？都不听病人（的需求）。”我冷笑几声。这不是我的错，我为什么要闭嘴。她的态度像极了当时居高临下的老师，我被激怒了： “不。”她也没有再废话，只是让我进到房间，不顾我的挣扎拿出绑带将我绑到床上。她力气很大，霎时间我的眼泪就下来了。之后我迅速办理了出院手续，从此我不再对医院抱任何希望。从病院出来后，我不再有“被拯救”的心态。别人所给予的帮助都是在他们认知范围内的帮助，那个护士就认为将我绑住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但这根本不是对“我”的解决方法，这只是对“精神病人”粗暴的解决方式。高三毕业后，我们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，在母校再次看到了老师。当时我很紧张，害怕她说出的言语会对我造成二次伤害。然后等见了面，她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：“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 从学校回来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因为这说明当时受到的伤害只存在于我的认知里。在她眼中，这种行为算不上伤害，只是一种鼓励学生的行为。这种认知差导致我痛不欲生，而她则开开心心地继续教书育人。我开始思考，到底哪个是“真相”？当初的行为是“鼓励”还是“恶意”？我逐渐理解，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认知、三观不同的人。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督促你，但这种方式不见得对你起效。在老师和一些同学眼中，这是对他们的督促。在我眼中，这是一种恶意中伤。当母亲再次询问当初有没有对我做出令我伤心的事时，我坚定地摇了摇头。 让我难受的不是她的言行，而是这些言行在我眼中的注解。事情只是事情，“感受”赋予了一件事好/不好，我又因为“感受”不好而恐惧，根本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可怕。明白了这些，我大哭一场。事实上这些伤害远没有我想象中严重，只是在一遍遍反刍中被赋予“恐惧”的感受。我在这十几年里没有学到处理“感受”的方法，那就现在开始学，永远不晚。学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学一定会跌入万丈深渊。从冥想开始，我一点点让自己的焦虑降低。在面对事情时只关注事情本身，而不是被“感受”蒙蔽。很难，思维方式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，但我不想放弃。因为只要我跨过这个坎，前面就是Brave new world（美丽新世界）。刚开始一个月毫无成效，但是我想，就算这种方法毫无成效，也不会比现在更差。于是慢慢的，我学会了认知疗法，让自己在“反馈——练习”不断循环，强化正面感受。我学会了接受情绪，不会大哭大闹与它为敌，而是平静地任由它来去。情绪不是真相，所以没必要跟它一较高下。我学会了规律运动。不去在意运动的结果，而是在意一呼一吸之间，当下的感受。我学会了控制饮食，不再放任自己在垃圾食品当中寻找满足。我学会了与人交流，透过表面看到他们真正希望的东西。有时吵架的目的是希望你好好学习，那你学习（目的）就好，不需要跟吵架（表面形式）较劲。我学会了自爱。当一个人不自爱时，别人说什么都感觉是对他的一种侮辱。只有爱自己，才能爱他人，爱世界。这条路还很长，但我学会了一点，那就是“学习”本身。无论多难的事，永远有最简单的方法，我能做的就是学习方法，然后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。因为我掌控不了其他事情。别人的看法，考试成绩，夸赞或诋毁，决定权都在别人手里。为什么要对自己无法决定的事而烦恼？王阳明主张“心即理”，心正，万物便正。我能做的，只有正心，万物无法改变，那就改变看待万物的方式。忽然见南山，便是一种开悟状态。南山之美，从未消逝，只要你愿意，就能体会到震慑人心的美。这就是我的故事。真实自有万钧之力，我把它如实讲述出来，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对自己做到绝对真诚。也希望你能在我的故事中找到共鸣。我们不是孤独的，我们都在在这条湍急的河流中奋力前行，渡人渡己，终究有上岸的一刻。19岁元气少女，若疾病扼住了我的咽喉，我就挠他胳肢窝。